目前，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全球都在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有助于穩定經濟和金融，其合理性得到了共識。然而，美聯儲、歐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已經開始考慮甚至實施無限的量化寬松，這可能會導致超常規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無法退出，即使退出也將面臨重大風險。那么，怎樣避免政策過度刺激的后遺癥？如何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為此，本報記者邀請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研究員王勇梳理了中國貨幣政策在抗“疫”過程中可供借鑒的做法。王勇認為，應協調好本外幣政策，處理好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之間的平衡，維護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少數實行正常貨幣政策國家的地位。同時，加強國際金融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和金融安全穩定運行。
《金融時報》記者：2020年一季度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中國央行迅速行動，主動作為，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把疫情防控作為最重要的工作來抓，并把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放到突出位置，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有效應對疫情沖擊。請您談談我國貨幣政策在抗疫過程中的特點和作用。我們與西方的做法有何不同？
王勇：我國在抗疫過程中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前瞻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疫情防控發展的不同階段，適時創新工具、出臺措施，精準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企業復工復產，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歸納起來，在抗疫過程中，貨幣政策采取了如下有特點的做法和措施：一是多措并舉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如，一季度央行通過降準、再貸款等工具釋放長期流動性約2萬億元，新增人民幣貸款7.1萬億元。每1元的流動性投放可支持3.5元的貸款增長，是1∶3.5的倍數放大效應。二是加大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貨幣信貸支持力度。通過設立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點領域和重點企業，增加5000億元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支持企業有序復工復產，再增加再貸款再貼現額度1萬億元支持經濟恢復發展。三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力抗疫。在央行設立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點領域和重點企業后，財政部發布通知，對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在央行專項再貸款支持金融機構提供優惠利率信貸的基礎上，中央財政按央行再貸款利率的50%給予貼息，貼息期限不超過1年。四是用改革的辦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堅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促進LPR推廣運用，打破貸款利率隱性下限，推進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定價基準轉換，降低貸款實際利率。五是以我為主，兼顧對外均衡。保持人民幣匯率總體穩定，雙向浮動彈性增強。促進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六是牢牢守住風險底線，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努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推動銀行通過發行永續債等途徑多渠道補充資本，提升銀行服務實體經濟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正因為此，各項貨幣政策措施真正做到了向實體經濟傳導通暢，實施效果明顯，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企業復工復產，緩解了實體經濟的實際困難。
而西方國家，3月份以來，為對沖疫情影響，美、歐等央行快速降息至零，出臺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甚至實施無限量化寬松，政策措施顯得有些過激和無章。不過，過激就可能會產生過猶不及。資料顯示，美聯儲一季度投放了約1.6萬億美元流動性，貸款增長約5000?億美元，1美元的流動性投放對應0.3美元的貸款增長。而且，美聯儲今年以來降息1.5個百分點，美國花旗銀行、美國銀行、富國銀行、摩根大通四家主要銀行一季度貸款平均利率為4.96%，較2019年四季度下降0.17個百分點，明顯低于政策利率降幅。運用美聯儲借貸便利發放的、有財政擔保的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為4.8%~6.5%。再看歐洲央行，歐央行一季度投放了近5400億歐元流動性，貸款增長約2300億歐元，1歐元的流動性投放支持0.4歐元的貸款增長，是?2.5∶1的縮減效應。而且，歐央行政策利率已降至0，3月份和4月份共下調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利率0.5個百分點，最低可達-1%的負利率，但商業銀行小微貸款利率為2.17%，較2019年年末下降了0.11個百分點。歐美西方的做法是下“猛藥”，政策實施效果卻可能南轅北轍，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巨幅震蕩，國際經濟秩序受到較大影響，同時，這也給下一步貨幣政策退出增加了風險。
《金融時報》記者：在以非常規的政策應對疫情危機的同時，還需要盡可能地考慮到退出機制。有時候，貨幣寬松政策刺激下反而會導致通貨緊縮。那么，如何能避免政策過度刺激的后遺癥？
王勇：“越刺激，越通縮”的確是一種反主流的現象，因為，在理想狀態下，按照主流機理，就像負利率這樣的強刺激的出現，將會提升金融機構向市場投放資金的動力，從而刺激經濟活動。當然，刺激越多的貨幣條件，越會讓市場出現通脹的情況。但有時貨幣寬松政策刺激下反而會導致通縮，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可能是因為出現了很多經濟學家擔心的流動性陷阱現象。流動性陷阱就是指當名義利率降低到無可再降低的地步，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這時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而不愿意把這些財富以資本的形式作為投資，也不愿意把這些財富作為個人享樂的消費資料消費掉。國家任何貨幣供給量的增加，都會以“閑資”的方式被吸收，對總體需求、所得及物價均不產生任何影響。那么，一旦出現了流動性陷阱，就會形成貨幣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卻不能改善嚴重通縮的局面。
不過，“越刺激，越通縮”表面上看是流動性陷阱，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市場信心不足。對市場前景和經濟形勢失去信心的人們即使持有大量貨幣，也解決不了通縮。所以，人們的預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和今年全球疫情的環境下，人們的預期往往決定了經濟的走勢。為此，當前歐美的財政、貨幣政策一定要相向而行，密切配合，重拳出擊，但政策支持的著力點并不是在疫情肆虐高峰時期卻在考慮重啟經濟活動，全面復工復產，而是應該全力以赴支持抗擊疫情，只有抗疫取得積極成效后，當人們的預期逐步向好，才能重拾信心復工復產，這時候，才談得上政策支持重啟經濟問題。
《金融時報》記者：我們可以看到，把改善貨幣政策調控特別是加強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與深化金融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是央行近年來的重要工作。請問，加強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與深化金融改革存在著怎樣的協同關系？提高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效果需要銀行業如何改革和配合？
王勇：改善貨幣政策調控在當前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強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整體來看，今年以來，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效果是十分顯著的，但需要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科技等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效果如何，也是需要各種金融要素和資源的機制健全、渠道暢通以及運行合理合規才能達到，而這些都必須通過金融改革來實現。
就在4月底，央行宣布支持在上海、重慶、深圳、河北雄安新區、杭州、蘇州6市（區）擴大試點，深入做好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作，探索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賦能金融“惠民利企”。5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明確并簡化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要求，進一步便利境外投資者參與我國金融市場，以此推動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5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對2019年落實有關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實干成效明顯地方政府部門予以督查激勵的通報指出，2020年支持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廣東省、四川省或其轄內地區開展金融改革創新先行先試。就在幾天前，央行等四部門又推出《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26條，從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金融服務創新水平、防范跨境金融風險等五個方面提出具體改革措施。在當前抗擊疫情和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特殊時期，一系列金融改革開放創新舉措的推出，對于加強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打通企業融資“最后一公里”、紓解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以及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下一步，提高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效果還需要銀行業作如下改革和配合。一是銀行應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銀行要做到服務重心下沉，中小銀行要聚焦主責主業，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努力做到金融對民營企業的支持與民營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二是銀行應千方百計提高信貸覆蓋率。信貸覆蓋率是指銀行對企業信貸需求的滿足程度。這里的信貸覆蓋率與管理層提到的提高“首貸戶”比重幾乎是一個意思，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正比關系。4月22日國常會決定，將普惠金融在銀行業金融機構分支行綜合績效考核指標中的權重提升至10%以上。同時，將中小銀行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階段性下調20個百分點。可以說，管理層將中小銀行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階段性下調，還是希望中小銀行能釋放更多信貸資源，提高信貸覆蓋率。三是銀行應給中小微企業適當讓利。在疫情沖擊的特殊時期，中小微企業遭遇巨大困難，而銀行作為強勢群體，要發揮優勢，適當降低對短期利潤增長的要求，向中小微企業讓利。眼下，銀行給企業讓利，可做的選項就是降息和緩收利息，降息幅度可否考慮在最新公布的1年期LPR正負20個基點的范圍內操作。四是銀行要加快金融科技創新。如今，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管正在按照管理層設定的發展步驟有序推進，其中幾家銀行已經開展應用試點，比如工行的基于物聯網的物品溯源認證管理與供應鏈金融、農行的“微捷貸”產品、中信銀行的“智令”產品（中信銀行/中國銀聯/度小滿/攜程）、百信銀行的“AIBank?Inside”產品、寧波銀行的“快審快貸”產品、中國銀聯/小米數科/京東數科的手機POS創新應用。銀行應順勢而為，加快改革步伐，充分發揮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的作用，讓數據多跑腿，讓企業少跑腿，減輕企業時間成本，同時，在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時效率更高。
《金融時報》記者：當前，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步入衰退，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必須充分估計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那么，您認為應如何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王勇：關于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我認為，重點要做好如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應跟蹤世界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加強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分析，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第二，應推動供給體系、需求體系和金融體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進國民經濟整體良性循環。第三，應協調好本外幣政策，處理好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之間的平衡，維護我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少數實行正常貨幣政策國家的地位。第四，應把握好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和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三方面的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第五，還應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應加強國際金融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金融安全穩定運行。